亦留下墨宝。这为风光秀丽的仙湖药洲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。到了弘治年间，程乡县县令刘彬为了纪念周敦颐创建了一所濂溪书院。以书院为根基，前有李梦阳，后有王守仁，经这两代的建设，药洲已成为了一省的文教枢纽。

谢丕一到药洲，就被这里的盛况惊呆了，来此的人实在太多，一眼望去竟有五六百人的模样。其中，不仅有高冠博带的儒生，还不乏贩夫走卒。

两兄弟对视一眼，都觉不可思议。

谢丕悄声问谢云：“你就没听说过吗？”

谢云道：“听过是听过，可没想到，他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。”

他环顾一周，咽了口唾沫：“可这也不可能，总不能连这些人都是来听讲学的吧。对了，不是说药洲春晓是羊城八景之一吗，这些人一定是来做生意或者游玩的，一定是！”

谢丕没有理会自己的傻弟弟。他心中奇异的预兆越来越剧烈，叫他甚至没有再说话的欲望。庆幸的是，很快，他们的疑惑就得到了解答。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。钟声过后，现场一片安静，只有头顶的鸟雀，还在发出悦耳的啼声。

谢云张大嘴了，他呆呆地环顾四周，看着这些人弯腰下拜，唱了一个大喏：“弟子见过先生！”

他仰头看过去，王守仁已经走到云谷堂前，掀袍坐下，准备讲学。日光透过层层叠叠的翠色洒下金色的光斑，散落在他的身上，更显他丰神英毅。谢云一时张口结舌，他看向谢丕：“堂兄，这……他、他？”

谢丕的回应，是一把将他按了下来。

不得不说，历史在不同的支线上达成了奇妙的耦合。在这一时空的王守仁，依然得罪了权贵，却因提早暴露出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，没有被发配贵州，而是来到了广州。他不是在安静艰苦的龙场悟道，反而是在新与乱交织的广东抗倭。在一次又一次地与外界的接触中，阳明心学这片土壤中蓬勃生长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新的变化。而这一学说的诞生，注定会给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学意识形态带来地动山摇的震撼。

王守仁的讲学一开始，就叫谢丕、谢云呆若木鸡。

他说：“学贵之于心。若求之于心而非，虽其言出之于孔子，也不敢以为是也；若求之于心而是，虽其言出之于庸常，亦不敢以为非也。”

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的高压下，孔子、朱子早已被神化，就连肆意如朱厚照，最多也是在私下把儒生儒学批得一文不值，到了大场合时还是要扯圣人之言做旗，就譬如远征鞑靼的“吊民伐罪”。可王守仁却在这么多人的场合，公然否然孔子之言的绝对权威，反而把吾心当作判别一切的标准，这是与时人奉行理学观念形成了极大的差异，可谓离经叛道之至。这对熟悉理学思考方式的人而言，无异于指着他们的鼻子说：“尔母婢也。”

谢云一震，他下意识就要反驳，可就在此时却觉手一痛。同样惊骇的谢丕，又一次制止了他。这叫谢云发热的头脑一下冷却下来。历经艰险到今日，他也不像当初那么冲动了。所谓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可也不能眼睁睁看人诋毁圣人吧！正当他正在天人交战之际，身后忽然传来另一个人愤怒的声音：“真是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！”

居然还有一个踢馆的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那个人身上。那是个年迈的老儒生，适才藏在最后面，这时才冒出头。他早就涨红了脸，显然已经气得不轻。

他道：“天理在上，安敢胡言？”这是典型的理学观点，所谓理学即认为存在客观的天理，人只能通过存天理、灭人欲，来格物穷理，不断地接近天理，以达到成圣的目的。至于什么是天理，当然就是圣人之言。

王守仁显然对这样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了。他甚至比书馆里的先生还要好性，被这样当面质疑也毫无羞恼之意，反而还制止了面带怒容的弟子。

他道：“向外求理，事物之理与吾心之性终分为二，不能打成一。而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，实是自误。”

“心就是理，理作为道德之则，并不存在于道德施与的对象上。故而，孝之理不能去父母身上求，忠之理不能去君身上求，信之理不能去朋友身上求，仁之理，不能去民身上求。所谓孝、忠、信、仁乃是人由心所赋于行之理。所以，心在理先，理从心来，而不必向外去求。”

这其实是由心到行的关系，这老学究一窒：“那圣人之言，又被你放在哪里？”

王守仁失笑：“要是事事都将圣人事迹与经典作为‘一定之规’去照搬套用，那即便究其一生，也不过是言语的傀儡，而非圣人的门徒。如今，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，皆是圣人在世时所未目睹的景象，又何来先验之理应对呢？”

学究的额头沁出汗珠，他开始语塞。谢丕了然，真正的大儒，为人慎重，做不出这样的无礼之举。只有读书读到走火入魔之人，才没有半点定性，急不可耐地来出头。

王守仁温和道：“既然一时想不出，不若坐下再听听。”

那学究的脸此刻已经红得可以滴血了，他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