并不是因为那些他不能记起的伙伴。而是其他的东西。他多年没有想过的东西。

血淋淋的东西。

黑暗。吞没一切的黑暗。

在内伯特大街上的那栋房子里，比尔在大声叫骂：“你杀、杀死了我弟弟，该、该、该死的！”

他还记得吗？忘不掉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忘不掉。

垃圾场的臭气，屎臭，还有其他的难闻气味。更糟的是一种野兽的气味，它的恶臭。它就潜伏在德里地下的某个地方。

理奇想起了乔治——可是他已经忍不住想吐了。他朝洗手间跑去，绊在了椅子上，几乎摔倒他猛地扑倒在马桶上，吐得翻江倒海。

他突然仿佛又见到了乔治。邓邦。1957年的秋天，就在一场洪水过后，乔治被谋杀了，他的一只手臂不见了。理奇曾经成功地忘记了这一切。可是现在它们又回来了。实际上，它们有时会回来的。

呕吐过去了。理奇闭着眼去冲马桶。他的晚餐都冲进了下水道。

进入了可怕、黑暗的下水道。

他把头靠在马桶上，哭了起来。这是自从他母亲在1975年死后的第一次。

40分钟之后，感觉心情好了一些，他把手提箱扔进了汽车行李箱里，然后把汽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。看着自己的熟悉的住所，看着那金色的海滩，那灯光掩映下绿色的海水，他的心沉了下来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。他只是行尸走肉。

“回家吧，”理奇多杰低声对自己讲“回家。上帝会帮我的。回家吧。”

他挂上了档。车子冲了出去。

安稳的生活是多么容易被打破！生活总是这样，才渡过难关，又得经受考验。就是这个样子。前方的路途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

3

班恩汉斯科。

如果你想在1985年5月28日那天晚上，找到时代周刊上称赞的那位“可能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建筑师”你就得驱车到斯维德和姆。沿着一条中央大道，穿过那个颇为繁荣的小城的商业区，再向前走出去，最后就到达了一个名叫“红轮子”的路边小酒馆。酒馆前面不太干净的停车场上，停着一辆1968年的卡迪拉克。车的前方有一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班恩的爱车”走进酒馆，你就能看到你要找的那个人——身材瘦长，饱经风霜。

他上身穿一件条纹衬衣，下身是一条发白的牛仔裤，脚踏一双旧的工程靴。他今年已经38岁了，但是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10岁——只是在他的眼角有一些不易觉察的鱼尾纹。

“您好！汉斯科先生。”酒馆的老板李瑞奇一边打着招呼，一边把一张餐巾纸放在了班恩的面前。李瑞奇有点惊讶，他从没见过班恩汉斯科在这个时候光顾他的小店。以前班恩来的时候总是在周末。

周五来的时候他喝两杯啤酒；周六晚上就喝四五杯。在离去的时候，他总是在啤酒杯的下面压上5美元的小费。酒馆老板李瑞奇特别喜欢这位老主顾——不仅仅因为每周都能从他那里得到10美元小费，而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值得。在一个这样的三流酒馆里，顾客们的谈话多是庸俗不堪；但是班恩汉斯科先生气度不凡，谈吐高雅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物。

每到周末李瑞奇总是期待着班恩的出现，因为凭着多年的经验，李瑞奇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光临的。也许班恩会在千里之外的纽约盖摩天大楼，在瑞多比奇建艺术馆，或者在盐湖城盖商业大厦，但是每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半之间，酒店的门就会被推开，班恩就会走进来——似乎他的家最远也就在小城的另一边；而他来这里只是因为电视里没有好节目可看。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，在他的庄园里还有一块小型停机坪。

两年前班恩在伦敦第一次设计并且监造了bbc广播电心，直到现在英国新闻界对它的优劣仍然争论不休。卫报说那可能是“最近20年来伦敦最漂亮的建筑”；而镜报则称“那幢建筑物比丈母娘的老脸还要难看”就在班恩接下伦敦的那个活儿之后，李瑞奇想“可能他不会常来了”但是，班恩的固定行程只在第一个周五打断了～次。等到周六晚上9点一刻，他又从容地跟进了“红轮子”还是那身打扮。李瑞奇激动地叫了出来：“您好！您怎么还在这儿呢？”班恩汉斯科先生有点迷惑，似乎他在这里根本就不出奇。

他总是独自一人前来，总是又沿着老路回去。李瑞奇觉得班思是他一生遇见的最孤独的人。

今晚，汉斯科先生看起来有点脸色苍白，有点心不在焉。

“你好！李瑞奇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坐了下来，然后低下头去研究自己的双手。

李瑞奇觉得汉斯科似乎有些害怕。但是他认为这一点都不奇怪。

如果一个人太引人注目，太出名，就会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。

李瑞奇从吧台后面拿了一个啤酒杯，然后去拧啤酒桶上的龙头。

“不必了，李瑞奇。”

李瑞奇吃惊地转过身来——当他看到班恩汉斯科的脸时，一阵恐惧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