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令，看似荒诞不经，难以理解，实则另有原因。

最大的原因，那就是朱元璋出身寒微，疑心极重，动不动就怀疑官员是不是真心为自己干活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搞几把文字狱过过瘾。

比如翰林编修高启作诗“小犬隔墙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？”朱元璋一看，好嘛，这不是骂我是狗吗？

于是，高启被腰斩。

又比如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，“太学门”三个字，其中的“门”字少了最后一勾。

詹希原是个书法大家，觉得这样写舒坦，艺术。

可朱元璋看了，你写的是这啥字？

门不是门？

岂不是阻碍我招纳贤才吗？

推出去，斩了！

看吧，艺术创作也是要冒风险的。

再比如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《长寿表》中写了句“垂子孙而作则”，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《贺冬表》些写了句“仪则天下”，桂林府学训导蒋质的《正旦贺表》写了句“建中作则”，就因为“则”音同“贼”，朱元璋认为这些人在骂自己，咒自己，一律杀了。

对活着的人搞搞文字狱也就罢了，朱元璋对死了的人也不放过。

洪武二年，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位。

洪武二十七年，朱元璋下令删减《孟子》，像是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、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等言词，明显不尊重帝王，一律删了。

删完一看，好了，书少了三分之一，以后你们读书人，背书也轻松点。

朱元璋在禁锢文人思想的同时，也没有放松对民间思想的压制，所以才出台了“但有学唱的，割了舌头”等内容的禁令。

文人思想不活跃，民间思想也不敢动弹。市场需求弱，卖书卖不出去，民间书坊发展很是缓慢。

事实上，明代初期，书坊最发达的地方并不是京师，像是国子监、太医院、经厂等官刻，也就给朝廷办差或印刷个教材，谈不上多大规模。

福建建宁府，具体来说，是建宁府辖区内，闽北武夷山脚下的建阳，那才是明初的“印刷中心”。

至于建阳书坊印刷的内容，除了官修书之外，还有《大诰》、《大明律》等，至于小说杂谈，往往需要再三审核，谁也不敢轻易出版。

万一里面有个“生”啊，“则”啊之类的字，或者是贬低皇族的，宣传社会不安定的，那写书的人说不定就得掉脑袋。

当然，写书的那位也不孤单，印书的人会陪他一起上路。

罗贯中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去建阳问过了，人家不给出书，临走的时候，还送了几根毛竹，那意思是说，书坊虽然是我们的，但管不了这些事啊。

腹中空空，无能无力。

不甘心的罗贯中，听闻皇上发出了盛世宣言，又接连出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，利国利民的法策，京师似有解禁风潮，罗贯中这才千里迢迢，转而来到京师，寻找最后一线希望。

不过，走遍京师，也无人愿意接自己的文稿刊印。

朱允炆看着颓废与苍老的罗贯中，说道：“既然没有人给你出书，那我给你出！”

罗贯中惊讶地看着朱允炆，惊喜道：“公子所言不虚？你真可以这让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刊印，流传于世？”

朱允炆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可公子都没有看过我的文稿……”

“我看过，熟得很……”

“啥？”

“咳咳，那什么，我看先生有大才，又与书坊主人熟得很，所以，这书，我出定了！只不过，罗先生，这费用问题，我们需要好好商量商量……”

朱允炆擦了擦眉头的汗。

眼前的可是小说界大佬啊，比起后世那些天天敲键盘的，强千百万倍了，太激动了……

“只要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可以刊印，纵我荡尽家财，也在所不惜！”

罗贯中坚定地说道。

“荡尽家财？”

朱允炆愣了下，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印你的书稿，拿着你的书稿去卖钱，取利不菲，为何还要先生出资？我是想与先生商量，不如将这书稿的版权，以两千两卖予我，如何？”

“何为版权？”